建阳，这个古老的山中县邑，在宋代创造了两项辉煌。一是建盏，留下了“曜变天目”的稀世珍品，一是雕版，被世人谥之为“图书之府”。
建盏的产地在水吉，雕版的繁荣在麻沙。麻沙印刷出版的古籍被稳定为“建版”“麻沙版”，与当时的“浙版”（浙江杭州）、“川版”（四川成都）三足鼎立。其它二处，皆以省简称命名，它却不称“闽版”，直接用县、村名呼之，可见其霸气！
雕版印刷在九世纪便被普遍使用，到了宋代，雕版印刷技术更臻完善，极是发达，建阳麻沙的雕版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。资料显示，当时建阳有22家私家刻书坊（号），即：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宅、建安余恭里宅、钱塘王叔边家、麻沙水南刘仲吉宅、麻沙刘世隆宅、麻沙刘将仕宅、建安刘元起家塾之敬室、建安刘日新三桂堂、麻沙刘通判仰高堂、建安刘叔刚宅、建安陈彦蒲家塾、建安黄善夫家塾之敬室、麻沙南斋虞千里、麻沙虞叔异宅、建安虞氏家塾、建安曾氏家塾、建安蔡梦弼家塾、梅山蔡建侯家塾、建安魏仲举家、建安魏仲立宅、建安魏县尉宅、建安魏忠卿家塾。这些私家书坊，麻沙占八成以上（方彦寿《建阳刻书史》）。附近书坊村的雕版印刷纳在麻沙版图。“南宋时期，麻沙刻书业与崇化刻书业（主要在书坊村）的发达可谓并驾齐驱。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数量上，麻沙与崇化均不分轩轾。宋代学者祝穆在《方舆胜览》一书中称‘麻沙、崇化两坊产书，号为天下图书之府”，“由于崇化刻印的书无论陆运还是水运，均要途经麻沙，因而除了麻沙本地刻印的书籍外，崇化的图书也多在此营销，麻沙自然形成了南宋的著名书肆和刻本的重要集散地。后来，出版业多把‘建本称为‘麻沙本而不称‘崇化本。”（李加林《南宋鼎盛时期的麻沙雕版印刷业》《炎黄纵横》2014年7期）地方志的专家也许划分得仔细一些，对于外人而言，“建本”便是麻沙，便是建阳，便是福建，甚至便是中国，与建盏同理。
麻沙印刷书籍门类齐全，数量甚多。曾在此刻印的有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《春秋三传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十经（世称三行本），宋代著名学者刘屏山的《文集》，刘爚的《庆云集》《论语发微序》等。同时，这里还发行《家居必用》《事林广记》等诸如此类的“百科全书”和各种话本、小说，借以招徕读者，扩大发行量。《古今书刻》（周弘祖著）称，建阳刻书在明代就已有366种。明嘉靖《建阳县志》著录建阳书坊的刻书多达451种。实际上，这个统计还不准确，书目与数量可能更大。
有人认为麻沙刻书坊出版的书籍质量不高，多为民间使用的课本等，这个评价可能有失公允。麻沙版有不少刻本实为典籍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称，历代“建本”图书，被列为国家级古籍善本的，史部书480种、子部书505种、集部书304种、丛部书8种。资料显示：现存国内图书馆和日本的部分典籍有：开禧元年（1205年）麻沙刘日新宅三桂堂刻《童溪王先生易传》（30卷，宋王宗传撰），现存国家图书馆22卷;麻沙刘将仕刻印《皇朝文鉴》（150卷，吕祖谦辑），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;麻沙刘仕隆宅刻印《广韵》（5卷），现存日本，有善本;麻沙刘仲吉宅刻印《新唐书》（225卷，欧阳修、宋祁撰）、黄庭坚《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》（50卷），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;麻沙南斋虞千里刻印《十七史蒙求》（16卷，宋王令撰），建安刘通判仰高堂刻《老子道德经》（2卷）、《纂图分门类题注荀子》（20卷），麻沙虞叔异宅刻印《括异志》（10卷，张师正撰）等，现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等馆藏。建安魏仲卿家塾刻印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》（25卷），现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收存。
麻沙的雕版能如此繁荣，成为全国雕版印刷中心，很重要的原因是包括建阳在内的闽北，有雕版所需的丰富资源，那时这里盛产梨木（质软易刻），包括雪梨、面梨、冬梨、早花梨、铁梨、木梨等多种，质地或红或白，都是刻制雕版的好材料。同时，麻沙一带盛产的竹纸，质地坚韧，也是印书的好材料。再就是得益于流经麻沙的麻阳溪，大量的印刷品，通过航运，远销全国各地，直至朝鲜和日本。
我的手头有一套《了凡纲鉴》（《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》），便是明万历刻本（1610年），绝对的建版，落款为：宋，涑水司马光通鉴，考亭朱熹纲目;明，赵田袁黄编纂，潭阳余象斗刊行。建阳别称潭城，此处用了潭阳。这套历史纲鉴，从三皇五帝一直到明王朝的建立，遑遑三十九卷，二十八册之多，叠起来厚达尺余。百万余字，在电脑、数字时代，完成印刷可说是轻而易举之事，可在四百多年前，在木板上一笔一画地雕刻，一块版一块版地印刷，全部的雕刻放在一起，那是要堆满一屋子的，多么宏大的工程啊，现代人连想都不敢想，建阳先人，却是印制得如此的精美，以致我每每打开书卷，不是读书而是品字读版闻墨香。数了一下，正文大字，每行28字，并列12行;补与评，字小一半，计有24行，也就是说，大字每页226字，小672字，还有眉批，行均4字，每页均有。小字每一页的字数，与当今的印刷单页几乎持平。雕刻印刷，版在下，纸在上，对准后以鬃刷刷之，这个难度本就大，而《了凡纲鉴》所用之纸为竹纸（并非所有的雕刻都是竹纸，木浆纸也有，宣纸更好），竹纸薄得很，印刷过程颇具难度，但余象斗将其印制得几近完美。
余象斗是上述22家刻书坊两家余氏的哪一支？未作考证。但我对余象斗还是略知一二的，因为他不仅是刻书人，同时也是写书人，这种兼具双重身份的文人，在民国时期较多，如叶绍钧（叶圣陶）、巴金、沈雁冰（茅盾）、郑振铎（西蒂）等，明代在建阳大概是独一无二的。余象斗（约1561-1637）又名余仰止、余世腾等，号三台山人，坊名双峰堂、三台馆等。由于出身在刻书世家、也是书香门第，少时耳闻目濡、读书学儒，却像柳永那般，屡试不中，明万历十九年（1591），30岁的余象斗放弃儒业，继承祖产，专事锓籍。
余象斗所刻书甚多，质量高，发行量大，在他立志继承祖业之时，在所刻《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粹》之卷首言：“广聘缙绅诸先生，凡讲说、文籍之裨业举者，悉付之梓。”其双峰堂刊刻的《水浒志传评林》是现存最早的《水浒传》完整刻本之一，成为善本。由于他本人学识渊博，涉猎广泛，在刻书业上颇具战略眼光，比如《了凡纲鉴》，本来此类历史书甚多，但袁了凡是当朝重要的思想家，可谓是中国第一位具名的善书作者。他的《了凡四训》融会禅学与理学，劝人积善改过，强调从治心入手的自我修养，提倡记功过格，在社会上流行一时。余象斗知袁在编纂纲鉴后，专程前往面洽出版意向，但袁了凡已谢世，《纲鉴》成了绝笔。“书历三年后成，而老师亦以是年绝笔，痛哉。闽建余君文台慷慨侠行义好……闽中祭酒束装千里来购是书。”这是袁氏门人韩敬在付梓前序中所言，行世后成为一部厚重的纲鉴并举、观点鲜明的历史巨著。“纲鉴凡例”除标明纲、鉴、目、纪等要义外，并且为这部洋洋巨著做了质量的担保：“史籍浩繁，校者倦终，率多鱼鲁亥豕之误，是编细加订校，虽州名方里皆勘对无讹，阅者字字可信，毋庸疑异。”百余万言的雕版，“字字可信”，做出如此保证，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我们现在是无错不成书，凡书必有错，有哪一本书敢于保证“字字可信”？
由于对市场的把握，余象斗不仅出书，而且自己编书，比如《西游记》销售正旺时，他则编著刻版了《北游记》（四卷）（《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全传》）、《南游记》（四卷）（《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》），与吴元泰的《东游记》和《西游记》合刻，合称《四游记》。建国之初，毛泽东想看《北游记》《南游记》及《东游记》，据说那时北京找不到，在我的母校南京大学图书馆寻得呈上。
余象斗所编著的书很多，不述。这个人物还真是个出版与著述的大家，可惜，知道的人不多，研究也未见到。我认为，起码在研究福建文化名人的列项中，应该有余象斗之名。他最晚的刻本是明崇祯十年（1637）刻的《五刻理气详辩纂要三台便览通书正宗》，那时业已76岁了。30岁开始，刻书、编书近半个世纪，可说是为民族出版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。
今日的雕版只能寻书而无法寻人，纵是有余氏的后代，也未必有人去继承这门古老的手工行业。现在的雕刻，大概只有在族谱的修订上偶尔使用。雕版从繁盛走向衰退，转折点是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。这个发明也在十一世纪，也就是在雕版印刷的巅峰期。与其他的新技术一样，活字印刷虽然属于革命性的，但刚刚出现并不成熟，开始是泥字，将字用模铸成泥活字，之后再排版印刷，而泥活字重复使用的次数有限，印刷业的主体还是雕版，后来出现了木活字、钢活字、铅活字，可以多次甚至无限次地重复使用，雕版印刷随着活字材质的升级而逐渐衰退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。建阳的雕版繁荣到什么时候，在什么时候衰退到退出印刷业，我未做过考察。清初诗人查初白的诗句有短线炒股配资，“西江估客建阳来，不载兰花与药材，装点江山真不俗，麻沙坊里贩书回。”仍然可以看出那时麻沙的印刷业还是很繁荣的。（王炳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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